1935年冬，天津的《益世报》（中国天主教的机关报）特开一栏“九七老人的一日一谈”，请马相伯每日发表一篇谈话，时间长达三个月，特邀语罕为执笔记者，当时化名“王瑞霖”。

原来，此时语罕化名“王灵均”负责上海《申报》“读者顾问”栏目。陈彬和被上海《申报》馆总理史量才聘为总编辑，任社评主撰，对蒋介石不抗日之攻击不遗余力。

1933年6月，潘朗（公昭）以“浙江何君”的名义，致函上海《申报》“读者顾问”栏，揭露反动军队，倾诉自己衷肠，询问如何继续奋斗。当时，潘朗在军队服役，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，他力主奔赴前线，被军方勒令辞职。

数日后，语罕在《申报》全文刊登此信，并指出“真正为民众奋斗，就会得到人民和社会的支持”。此后，各地读者七八十人写信给潘朗，表示同情和鼓励。不久，在语罕的努力下，潘朗被《申报》馆录用，初任校对，后被聘为编辑，并参与该报社论起草工作。

1934年11月，史量才被刺死，上海各界举行公祭。语罕也亲去参加祭奠，“当时骈四俪六或古色古香的祭文，真是五光十色。然当史先生创办的补习学校的学生读起他们用语体文写的祭文时，听者知与不知，莫不潸然泪下！”【注释1】

全国抗战情绪异常激昂，上海各校及各机关的青年中最坚决的是复旦大学的学生。复旦大学的创始人是身经五个皇帝、六个总统，“近代”的同龄人马相伯。他创办震旦学院，即复旦公学，培养出如于右任、邵力子、陈寅恪等学生。马相伯发起组织了多个支援抗日战争的团体，并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，出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名誉领袖。

语罕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，从汇山路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赶到徐家汇，七点钟和马相伯同进早餐，风雨无阻。

1935年10月5日，语罕和马相伯初次见面，老人正在他的小客厅里进早餐。他的早餐很简单：两个鸡蛋打碎，用开水冲一大碗；吃完后，再进苦咖啡一杯，佐以饼干少许；末了，则进水果（香蕉）一枚。午餐、晚餐同早餐一样。【注释2】

马相伯起居虽须人扶持，耳朵亦不大方便，然而精神却很饱满，谈起话来，还是滔滔不绝，并时做手势以助其语气。马相伯的记忆力超凡，思路清晰，同语罕谈及人物、时政、学术等共67篇。

譬如10月18日，语罕向马相伯请教他对于中国文学的见解。

“马相伯：以余看来，研究中国的古文，自然要以《左传》为第一部好书。它的好处在什么样的体格都完备，什么样的美都有。有时候大气磅礴，真似长江大河；有时候细针密线，又似天衣无缝；有时挖苦人挖苦得刺人骨髓；有时同人辩驳又语妙天下。此种谨严巧妙，几夺天工的文章，不但在过去的文言文当中，视为宗匠；即现在做白话文，也应当奉为圭阜，至少要把它的不朽处承袭将来。”

王瑞霖：《左传》文字前半部与后半部简直两样。前半部的局势谨严，后半部的气度恢宏。

马相伯：（反问一句）什么道理呢？

王瑞霖：或许是春秋前一期还是封建经济时期，局度还限于部落的比较狭小的范围中。到了后来，经济发展，交通日繁，商业资本形成，已开战国之局，故其为文亦变而为浩瀚雄伟。

老人（点点头又道）：说也奇怪！左氏与司马迁之文与李、杜之诗，真是百读不厌。李太白的天马行空的天才，真是‘黄河之水天上来’，但是他的诗却不能学，我们亦不教后生去学他。

杜工部的天才不亚于李白，而他的性格却与李不同，他处处要积极救世救国，悲天悯人，而他的诗又字字句句用力，所谓‘语不惊人死不休’。意境高妙处，却又是‘想入非非’。

我们虽然学不到他，其实更不必死板地模仿他，然而它确实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极好的模范。不过杜诗虽是千古不朽之作，而他的赋却就一无可取。于此已可窥见文学与实际社会生活密切的关系。【注释3】

马相伯对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多所批评。譬如当时国民党正在制订宪法，马相伯却说那是自欺欺人。

“马相伯：宪法的第一任务在规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，然而现在的宪法，本来就不是由人民大众的意思来写成的。至于非依法律不得怎样怎样的法律，更是由少数人任意规定的，于宪法上所许给人民的自由平等，都可由少数人订定一种法律把它取消得一干二净。现在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国家，如何能以建设真正的国家，如何能保全国家，又如何能以产生一种完美的国家的最高法典（宪法）？”

语罕在文末附记：“某所记老人所谈，容有未尽，然而大旨如是，绝无差池，记者执笔时绝不敢参加个人成见增损删润于其间，亦不敢以我见而有所去取，盖左史之职也。”【注释4】

再如，蒋介石当时亲自出马提倡“新生活运动”，全国到处尊孔，国民党要人纷纷出面鼓吹“礼教”。马相伯连续多次谈话对此大加批评，《一日一谈》的最后三篇文章即是谈所谓“礼教”问题：

“他们提倡礼教，自有他们的用意，因为他们心目中总横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糊涂主意，以为提倡礼教便可使中国人民俯首帖耳，听他们摆布。这么一来，他们便可稳坐江山，子孙万世，实则大错特错！所以我说果真实行礼教，则第一个受裁判的绝不是我们人民，乃是‘监守自盗’、‘知法犯法’的若干人！”【注释5】

诸如此类言论，为国民政府所难接受。蒋介石曾当面告诫于右任，“你的先生闹得实在太凶了！”《益世报》“一日一谈”因政府之通告而停刊，旋又受南宁《民国日报》邀请继续发表。

马相伯每逢和语罕谈话，都非常高兴。语罕认为，马相伯的宗教和政治见解，自然不能强同，但是他那一种对于国家民族的热烈的深爱，真使许多年轻人惭愧。语罕对马相伯的《金陵感怀》诗印象颇深：

多少楼台建上京，鹤归难认旧层城。

衰杨残月秦淮水，流出清秋呜咽声。

1936年2月，《一日一谈》在上海租界新城出版社结集出版。

“余去岁执笔侍九七老人马相伯先生近三月，所述老人之‘一日一谈’，曾载天津《益世报》，寻又转载天主教某杂志，北方士子莫不翕然。惟两报所揭橥者尚非全璧，余方且惜之。适新城主人谓余曰：老人南人也，而其道不南，吾侪后生之耻也！易请诸老人？仆愿服刊印发行之役。因请诸老人，老人欣然曰：诺。惟关于国家学说，意犹未竟，阐发余蕴，俟之异日。余退而以全稿付新城，因述其颠末于此。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王瑞霖”【注释6】

1936年12月，马相伯由上海移居南京。关于他为何搬迁，有三种说法：一是天主教南京教区新任主教于斌邀请他前往帮办教务；二是蔡元培、于右任的建议；三是去为“七君子”辩护。

马相伯在上海的生活费，本由震旦大学按月供给，但去南京后，法国传教士便违反诺言，停止发钱。于右任非常生气，后来设法安排马相伯担任政府委员，领点儿津贴。

抗战开始后，语罕从香港回到南京，去拜访马相伯先生。当时马相伯住在李公馆，即江西李烈钧的住所。

语罕让小侄女立人站在老人跟前大声高唱救亡歌曲，为老人祝寿，老人乐不可支地对立人笑道：“恭喜你！恭喜你！因为你有一个好父亲！”

老人又大声道：“你看！我们有了这样出色的小孩子，中国怎会亡国呢？但是转而一想，若是国家被我们这些老年人弄亡了，那又怎样对得起她呢？她们这样可爱的孩子们呢？”

语罕怕马相伯伤心，连忙含泪辞别，并安慰他道：“老先生，话说得太多了，休息休息吧！我们改日再来看老先生！”【注释7】

【注释1】高语罕：《中学作文法》，第23页。

【注释2】马相伯口述、王瑞霖执笔：《一日一谈》，上海新城出版社1936年版，第1页。

【注释3】马相伯口述、王瑞霖执笔：《一日一谈》，第38—40页。

【注释4】马相伯口述、王瑞霖执笔：《一日一谈》，第90—92页。

【注释5】马相伯口述、王瑞霖执笔：《一日一谈》，第211页。

【注释6】马相伯口述、王瑞霖执笔：《一日一谈》，序。

【注释7】高语罕：《烽火归来》，第83—85页。